摘要：在16世纪之前，治理的对象是人，这一时期的治理性可以被定义为“对人的治理”。从18世纪到20世纪，人与领土、政治结构一样成为国家的构成要素，该时期的治理性则是“对国家的治理”。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，随着数字技术的涌现以及人为技术所重塑，治理性迎来了一次“对人的治理”的回归。进入数字时代，人工智能技术拥有与之前治理技术截然不同的化身为“座架”的能力，使得治理的过程逐渐被异化为一种对社会的促逼和集置，数字时代的治理性也从“对人的治理”异化为“对人的摆置”。我们可以从拒绝“技术座架化”和“世界图像化”两个方面对抗这种异化，通过保持对可能性和创造性的开敞状态，实现数字时代治理性向“对人的治理”的回转。

关键词：数字时代;治理性;对人的治理;对国家的治理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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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2/article/abstract?v=8dkf_uZKVx2b47-KM5r6uunLs-ragGu-4VwHcFhcsqK0FhyqMEO4SEr4_ZvYr87iORoEBUFhO9Rwm3vSeKukxR4jJ8DRsj2mZeTfSMN5eVoknNEuNO26EgkRkIdL7Q4ctZV6xgYJ8g4=&uniplatform=NZKPT&language=CHS

原文载于：柳亦博.重返“对人的治理”：数字时代治理性的回转、异变及其矫正[J].行政论坛,2024,31(02):39-47.DOI:10.16637/j.cnki.23-1360/d.2024.02.004.